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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論及印石與文人們的關系，大約要從王冕說起。黃質《古印概論》載：“會稽王冕，自號煮石山農，創用青田花乳，刻成印章。”其實，文人與印石的交集，可以上溯到朱熹弟子黃幹的一首詩：“石為文多招斧鑿，寺因野燒轉瑩煌。世間榮辱不足較，日暮天寒山路長。”這是典籍所載最早的一首詠壽山石的詩。只不過，那時候壽山石還沒有成為文人案頭的珍寶，黃幹那首詩也只是有感而發，借物抒情，未必是對壽山石本身有什么感情。

 

 

吳樸堂刻 旗降石鳳鈕方章
福建東南2013秋拍

 

　　王冕玩的不是壽山石，但他是第一個將石材引入印材的人。以石入印，以刀攻石為后來四大印石的橫空出世創造了前提，也開啟了品石論印的賞玩之風。印石自被發現以來，就具有了與其他靈石不盡相同的品性。它不僅可欣賞、可玩味、可陳設，更可把玩、可摩挲、可雕琢。隨意地拿起刻刀，游走于石上，聽著那金石交錯的清脆聲響，在石上留下自己的精神、自己的印跡。這時候，人已不僅僅是石頭的旁觀者，而同時擁有了創造者的身份。從石對人單方面的述說，到人與石交互性的“對話”，文人在這其中收獲到的無以言表的精神滿足感，參差可知。

 

　　文人與印石結緣的形式，無非兩種。其一是對石頭材質本身的欣賞，代表者便是高兆的《觀石錄》與毛奇齡的《后觀石錄》，被后世玩石者奉為圭臬。兩篇文章都以華麗粲然的文采，對自己和友人所藏之石進行了詳盡的描摹，令我們在兩百多年后的今日，仍舊可以通過那些詞句想象那些被古人稱為“神品”之石的風采神韻。《觀石錄》的最后一段是這樣的：“予戊申作此錄。中吾友六人，客三人，方外二人，共十一人，今亡其四，雜見之友人，亦亡其五。嵩山、陟廬、越山之石，以貧散。湛一一石歸予，為十叟奪去，十叟亦亡，今不知處。木厓石最多，亡后不能守。李某晚為石賈，頗得錢。君寵，越人去聲與雜見者，皆不可問矣。予最后有七枚，今秋毀于火，火后者，玄堅如玉，白者多崩碎。可證物虛實之理。”那些美麗的石頭，不僅給文人的生活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審美享受，也見證了他們的坎壈人生。大概正是感慨于此，毛奇齡在《后觀石錄》中寫道：“若夫好石之癖，予本無有，且貧不能致，致之亦不能保。今之所觀，安保其必我有者？則亦從而觀焉可已。”這便是更為超脫的境界了。那些石頭，從前非我所有，今后亦不知轉入誰家，而我所能擁有的，無非是這相遇、相伴的數年或數十年。人或已朽，石亦不知所歸，然文章不朽，傳誦至今，這想必也是令作者欣慰不已的事吧。

 

 

何昆玉為李鴻章刻 高山石云紋扁章
福建東南2013秋拍

 

　　另一種令文人與印石結緣的方式，就是篆刻了。從明清三百年流派印藝術高峰中可以推測，這種結緣方式不限于地域，流傳更廣，故事也更多。只愛石頭的人未必懂得篆刻，但是精于篆刻的人卻很難不對石頭有感情——那一刀一劃游走于不同石種之間的微妙分別，若非親自經歷，很難理解。只不過篆刻作為一門藝術形式已經有了獨立的生命，而作為介質的印材常常為人們忽略。然而，倘若稍加留心，篆刻家與石頭之間那未曾言表的情結，便不難察覺。在金石學大家中，愛石頭愛得比較高調的一位，是大名鼎鼎的齊白石。這位湖南湘潭縣農民的兒子，從木匠起步直至成為無人不知的藝術大師。如今為人所熟知的雖然更多是他的畫，然而他自己曾表示，在自己的藝術成就中，詩第一，印第二，書第三，而畫最末，可見對自己篆刻成就的自得。傳說，他藏有上千枚石章，且多為壽山白芙蓉石，被人戲稱為“千石王子”。他有一枚“三百石印富翁”印章，甚至名號都叫做“白石”，可見其一生對石頭的喜愛。

 

　　更多的故事，見于文人之間印章的贈與授受中。吳熙載見到晚輩趙之謙才華橫溢的作品之后，曾悉心挑選上好白壽山石并親鐫“二金蝶堂”印章相贈，這枚印章至今保存完好，可見趙氏傳人對它的珍惜之情。齊白石曾對陳師曾說：“君無我不進，我無君則退。”張大千的書畫用印章泰半為陳巨來所做，他對陳氏的篆刻藝術亦頗為欣賞，并精心創作十二扇面回贈，傳為佳話。印章見證了無數文人與藝術家之間的友情，而當我們有緣窺見其中一枚的真面目時，湮沒在歷史中的這種友情便仿佛穿越時空般地呈現在眼前。

 

 

趙之謙刻 青田石印章
福建東南2013秋拍

 

　　現代作家林語堂在其英文名著《生活的藝術》中寫到：“石頭是偉大的，堅固的，而且具有永久性，它是靜默的，不可移動的，而且像大英雄那樣，具有性格上的力量，它們像隱居的學者那樣，是獨立的，出塵超俗的，它們決是古老的，而中國人是愛好任何古老的東西的。不但如此，由藝術的觀點上來說，它們是宏偉的，莊嚴崢嶸的……”文人愛印，也愛石，悠久而雋永，這段話精確地道出文人熱愛金石的本質，正好為本篇文章作結。（來源：集珍文化　文／賀毅楠　圖／福建東南拍賣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