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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唐穎

圖/福建東南拍賣

 

　　“急須”這種茶器的特點非常鮮明，幾乎能讓人在眾多茶道具中一眼認出它：造型較其他壺略矮，多為左側把，橫柄與壺身呈九十度角，與壺嘴也恰好呈九十度角，這種形制使得急須便于抓握，不易被燙傷。當然，這里所說的都是狹義的、典型的急須茶器，廣義的急須茶器則泛指凡柄與流成直角相交的茶器，有彎把、提梁把、側把三種形制。

 

 

　　作為日本常用的煎茶道具中的一種，急須其實并非日本“土生土長”的茶器，它最早應當出現在我國唐代，也就是飲茶之風開始的時候，當時的飲茶方式以煮茶法或煎茶法為主。急須就是用來煮茶的一種茶器，所以把壺嘴做的很高，以免茶湯溢出；將直柄做成中空，則是便于插入導熱慢的木棒，以免倒茶時燙手。而確有文字記載的“急須”二字，則是在北宋文學家黃裳的《龍鳳茶寄照覺禪師》中：“寄向仙廬引飛瀑，一簇蠅聲急須腹。”對于其中的“急須”二字，黃裳本人自注為“急須，東南之茶器。”在清人陸心源《宋史翼》中寫道：“黃裳，字冕仲，福建南劍州（明清改為延平府）人……神宗曰：‘此乃狀元也。’擢為第一”后曾留為禮部尚書，其文化修養造詣自然無須質疑，又是福建人，既然肯定急須為東南茶器，所言應當不虛。由于宋代之后飲茶方式的改變，煮茶變為點茶，明代之后，中國人飲茶更是以撮泡為主，為煎茶法而制造的急須自然退出了茶器的行列。但飲茶之風自唐代傳入日本，煎茶法亦隨之被日本所繼承，時至今日日本依然有煎茶的習慣，因此急須這種煎茶茶器也被保留了下來，其原始形制也被大致保留至今。

 

 

　　日本茶道具，尤其是茶壺上通常會有釜師的名款畫押，更有的亦會鑄上“堂號”。所謂“堂號”乃是收藏日本茶道具必須重視的內容之一。日本老鐵壺大致分為兩個派別：南部壺和京都壺，而京都地區的老堂號最為有名，其中較為古老的名堂“龜文堂”由波多野正平創建。波多野正平原為龍文堂四方安之介的學徒，學成之后離開龍文堂，自立門戶創建了“龜文堂”。之后又有梅泉和鈴木光重，兩人同為波多野正平的學徒，也是龜文堂著名的釜師。龜文堂的壺風自成一派，題材最為引人注目，其壺身的浮雕圖案非常具有中國山水花鳥畫之格調，有些圖案以金銀進行鑲嵌，在不失文人氣韻的同時又彰顯出華麗無比的獨特風格，在日本鐵壺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 

 

　　日式茶道具除了以金、鐵制成之外，銀也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類。實際上，以銀鑄造茶道具的風氣同樣也源自中國唐代。唐代“茶圣”陸羽在《茶經》中寫道：“鍑以生鐵為之，今人有業冶者所謂急鐵。其鐵以耕刀之趄煉而鑄之……方其耳，以正令也；廣其緣，以務遠也；長其臍，以守中也。臍長則沸中，沸中則末易揚，末易揚則其味淳也……用銀為之，至潔，但涉于侈麗。”所謂“鍑”指的是古代的一種大口鍋，在這里用于煮茶，普遍采用的是生鐵鑄造，但也有用銀來制作，較之鐵更為典雅清潔，只是過于奢靡。可見若非銀太過珍貴，銀更適合用以制作茶器。在之后的歷朝歷代的茶論中，作者們普遍贊同了陸羽的看法。如宋趙佶的《大觀茶論》：“瓶，瓶宜金銀，小大之制，惟所裁給。”明張源的《張伯淵茶錄》：“茶具：桑苧翁煮茶用銀瓢，謂過于奢侈。后用瓷器，又不能持久。卒歸于銀。愚意銀者宜貯朱樓華屋，若山齋茅舍，惟用錫瓢，亦無損于香、色、味也。”等等，不一一列出。

 

 

　　可見銀制茶道具所受推崇，唯有太過侈麗一點，讓常人難以消受。但無論如何侈麗，也無論是茶瓶（壺）、茶碾亦或茶瓢，銀的確是最適合制作茶道具的材料，因為銀器精潔，不僅不會損傷茶的色、香、味，又能“清水”，令茶為之生色，除了金之外的諸金屬或瓷石都難以與銀比肩媲美。只是銀器之昂貴，“貧賤之士未必能具也”。倘若常人實在用不起銀器，退而求其次的推薦則是錫制茶道具，所謂“首銀次錫”。但隨著之后更多材質的出現和風行，“時大彬之砂壺，汴梁之湯銚，湘妃竹之茶灶，宜成窯之茶盞，高人詞客，賢士大夫，莫不為之珍重，即唐宋以來，茶具之精，未必有如斯之雅致。”銀錫茶道具所受重視也逐漸分散，唯有唐宋時期傳入日本的茶器風尚，并未受到后世的影響，因而被保留了下來，這也就是為何至今金、銀、錫鐵制的茶道具更多地來自日本的原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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