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文治（1730~1802）
字禹卿，號夢樓，室名柿葉山房，江蘇鎮江人。乾隆二十五年探花，官翰林，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。曾掌教杭州崇文書院。工書法，與翁方綱、劉墉、梁同書并稱“翁劉梁王”四大家。
乾隆五十七年（壬子）的秋天，王文治見到了心心念念的唐玄宗李隆基所書的《鹡鸰頌》。
這件玄宗墨寶，是《宣和書譜》二十五件唐玄宗真跡中唯一留存至今的，為歷代書家與藏家格外尊崇，宋代黃庭堅為它寫過跋，歐陽修“把玩久之”，明代的張丑顧復也曾寓目——
過眼煙云，如今終于輪到了王文治自己，得以親見此玄宗墨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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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玄宗 行書 《鹡鸰頌》
紙本
臺北故宮博物院
展卷而觀，王文治的心情當然是激動的。
他少年時便開始寫書法，二十余歲時他的字就已經名動京城，甚至漂洋過海去了琉球，成了琉球人紛紛重金求購的墨寶。他是江蘇丹徒人，便有時諺說“天下三梁，不及江南一王”；他三十歲時得中探花，人們又將他和劉墉并稱，說“濃墨宰相，淡墨探花”，仿佛“探花郎”無數，能寫這么好的書法的，卻獨獨一位王文治。
清 王文治跋 唐玄宗 行書 《鹡鸰頌》
紙本
臺北故宮博物院
這位詩、文、書、畫皆有盛名的少年天才，和當時的所有書法家一樣，學的是“二王”的書風，然而王文治同時也愛唐人書家的墨跡，他學唐朝的歐陽詢、李北海，甚至因為得到一卷《唐人書律藏經》而欣喜不已。對于這樣一卷開創了“開元盛世”的唐代皇帝李隆基的書跡，王文治當然格外喜愛，他細細品過墨寶，更在其后提了兩道跋文，或贊美書法本身：“帝王之書，行墨間具含龍章鳳姿，非人文臣者所能彷佛，觀此頌猶令人想見開元英明卓逾時也”；或對此進行鑒定：“此書或有疑為雙鉤者，良由未曾多見唐宋人真跡，不知古人筆法沉著，墨法豐厚之處。深知書者，詳玩自得不待多詞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王文治題寫這兩道跋文的時間，是在次年（癸丑）的春天，約莫斟酌、把玩了許久，可見王文治對于此卷《鹡鸰頌》的用心與推重。
那么在壬子之秋，與《鹡鸰頌》見面后，王文治做了什么呢？
他將《鹡鸰頌》細細地臨寫了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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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王文治 行書《鹡鸰頌》
紙本
鈐印：柿葉山房（朱） 王氏禹卿（朱） 夢樓（朱）
鑒藏印：磨兜堅室所藏書畫記（朱） 益齋平生真賞（朱）
出版：《朵云軒藏書畫精品》第201圖，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4年。
說明：章綬銜、許增舊藏。朵云軒題簽。
附：唐云題刻紫檀畫匣
從題跋上看，這卷行書《鹡鸰頌》是“心農大弟”囑咐王文治臨寫的，“心農”乃是王文治畢生之中極為重要的好友之一——汪谷。汪谷，字琴田，號心農，別號漸門居士，安徽休寧人，僑居吳中，極擅金石書畫的鑒別，又富有收藏。早在乾隆五十二年（丁未，1787）的春天，二人就已經有了試筆之交，而乾隆五十五年的七月，王文治前往蘇州時，正式與汪谷訂交，汪谷甚至幫助王文治刻過《快雨堂詩帖》。“夢樓太守以能書名海內，心農中書以收藏甲天下，遂相契厚。中書所收藏，太守必加墨焉。”這是王文治《快雨堂題跋》的序言里，李兆洛對于二人友誼的形容，足見親厚。正是這樣的親厚關系之下，汪谷囑托王文治也為自己寫一卷《鹡鸰頌》，二人在這卷珍貴的墨跡前，又再一次有了惺惺相惜之感。
汪谷（1754～1821）
字琴田，號心農，別號漸門居士，安徽休寧人。清乾隆間候補道。客吳中，與畢沅、袁枚、梁同書等友善。精鑒別，多藏書畫碑版古漢銅印，尤喜藏硯，收藏之富，幾埒項墨林。善行楷書，與王文治尤交契，愛其書法，為刻《快雨堂詩帖》，制墨亦佳。
清 王文治 行書《鹡鸰頌》（局部）
紙本
是年的王文治已經六十二歲了，和唐玄宗《鹡鸰頌》所展現出的“筆法沉著、墨法豐厚”大相徑庭，年過花甲的王文治，書風顯得秀美雅致——仿佛我們所想象的神姿俊爽的探花郎那般，顧盼生姿、典雅端莊，每一根線條都舒展而爽潔，每一字的結構都穩健而安祥，滿紙皆是老練的清妙之味，即使放諸王文治自己的書法作品中，亦是其中最為瀟灑清逸的精品之一。比較唐玄宗《鹡鸰頌》上的后跋，二者風格極為相似，顯是同出一人之手。
在這里，王文治對《鹡鸰頌》的臨寫，不再是單純的模仿與追求形似，而是注入了自身書風的大膽創作與詮釋。“能盡古今人之變，而自成體”——少年天才到了晚年，仍然向我們展現出他不同凡眾、“獨取風神”的才華。
清 王文治 行書《鹡鸰頌》 （自書后跋）
紙本
王文治在自己的這卷臨書末尾，又題寫道：“唐代帝王書，太宗、高宗最為卓越，閣帖所收太宗書頗有以高宗書誤入者，固由王著輩失考，然亦見其工妙不相上下也。明皇書，閣帖未收，乃其工麗一至于此，足知唐人重書法，帝王無不深進此道者。此頌辭旨藹如，微吟一過，令人增友于之愛，開元盛治信有本歟。壬子初秋，心農大弟屬臨并記。文治。”字字句句，都可見他對于唐玄宗《鹡鸰頌》原作的喜愛，不過這個時候的王文治大概沒有想到，在他身后，亦有人同樣推重著他所臨寫的《鹡鸰頌》——
清 王文治 行書《鹡鸰頌》 （局部）
紙本
此卷王文治《鹡鸰頌》上，除了王文治自己的名號印“王氏禹卿”、“夢樓”和齋館印“柿葉山房”之外，還鈐蓋有“磨兜堅室所藏書畫記”和“益齋平生真賞”兩枚鑒藏印。前者為章綬銜鑒藏印，章綬銜是清嘉慶同治年間著名的書法家、收藏家，家藏書畫甚富，齋館名“磨兜堅室”；后者為許增鑒藏印，許增為清同光年間收藏家，字益齋，性喜書畫，精校勘之學。也正是由于章綬銜和許增兩位收藏家的慧眼與細心遞藏，令這件王文治《鹡鸰頌》得以完好地保存至今。
章綬銜（1804～1875）
字紫伯、紫白，一字子伯、子檗、子柏、仔百，又字縈若，別號瓜纑外史，別署古鄣子之苗裔，室名磨兜堅室、讀騷如樓、讀漢書樓，浙江歸安（今湖州）人。貢生。工詩善畫。精于鑒別，家藏書畫甚富。同治間應延修府志。
磨兜堅室所藏書畫記
（清 章綬銜 鑒藏印）
許增（1824～1903）
字邁孫，號益齋，別號榆園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官道員，精校勘之學，光緒間刻《唐文粹》，另輯有《白石詩詞評論》，性喜書畫，收藏甚富。
益齋平生真賞
（清 許增 鑒藏印）
當我們凝視這件帶著對原作的推重與喜愛所臨寫的長卷時，大約亦能感受到王文治面對唐玄宗《鹡鸰頌》時的心情。如今，唐玄宗的《鹡鸰頌》被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，而王文治臨寫的《鹡鸰頌》則以端莊典雅的姿態，與我們于藝市中相逢。10月上旬舉辦的東南秋拍中，這件王文治行書《鹡鸰頌》將正式亮相，此番正值東南拍賣十周年，正如這件經過臨寫并注入書家本人風格創新的長卷一樣，十歲的東南，也必將再次迎來轉向與新生。
